教育变革的胜利

陈保琼博士倡议由学生主导自己的教学方向，此举曾引起不同的评论，但是耀中国际学校的成功无疑是掷地有声的回应。

开放式课堂和寓教于乐在香港不可能成功，因为传统的教育体系为机械式学习。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陈保琼博士接手自己母亲一手创办的耀中学校并着手开办幼儿园的时候，也受到如此理念的灌输。

时任耀中国际学校行政总裁兼校监的陈保琼博士将耀中幼儿园发展成为全港顶尖幼儿园之一，对质疑者作出了有力的反击。她认为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意识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的是老师的支持，而不是指导。

2014年，耀中开办培训幼教老师的两年制文凭课程。陈校监说，耀中社区书院是全香港首个自筹资金组建、仅提供早教幼师培训的机构。

耀中幼教学院正在等待政府审批颁授学士学位的许可，获得批准后将于下个学年正式开学。陈校监深信：“教师培训能真正地对我们的社区产生深远影响。”

在教育行业工作了40年，您的动力来自哪里？

听起来可能有点老套，但是我的动力真的来自我们的学生和校友。看着他们成长进步，从婴儿时期长大成人是非常珍贵和有成就感的经历。当然，我的动力还来自孜孜不倦的同事，很多人和我并肩作战了几十年。我们拥有着同样的信念和使命感，他们可说是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学校。

如此深厚的情谊和无私的奉献令我无以回报。我的先生及家人毫无保留的支持也非常难能可贵，尽管目前他们还不完全理解我最近的“疯狂”想法。

回想70年代以来在香港教育界的开创性工作，最美好记忆和最糟糕的经历分别是什么？

最美好的回忆应该是1989年在香港举办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早教会议“21世纪的幼年时代”，这个会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助。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活动，我们成功地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早教领域的专家出席。

我擅于埋没不如意的记忆，但是这始终可能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糟糕的记忆。我从她手中继承学校及开办仅收了两名学生的幼儿园不久，就遇上开支庞大的问题，而作为私立学校，我们没有政府补贴。任职教育局官员的邻居建议我母亲关闭幼儿园，告诫我这种以游戏为基础、没有作业的教学方式在香港肯定行不通。平心而论，当时的确有很多反对者，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你对机械式学习和“虎爸虎妈”怎么看？你觉得部份家长应该接受如何施教的教育吗？

机械式学习有一定意义，但是过度使用或者错误使用也会带来伤害。背诵乘法表或者伟大文学作品的选段也可以是有益又有趣的。同样地，我觉得家长对孩子抱有高期待和划定清晰的界限都是非常重要，孩子其实也乐于接受。但是家长应该先和孩子之间建立稳定、安全的关系，这样一来，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哪怕是在教训孩子，孩子也会明白这是爱他的方式。

关于家长教育的问题，我绝对支持这样的做法。家长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都渴望能够获得专业的建议。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教育第一个孩子的方法也会有异于第二个孩子。更何况我们常说“众可育人，亦可毁人”。在我们的幼儿园，工作坊既面向父母，也同时面向祖父母及家政服务人员。

什么原因促使您想要建立一个专业的幼教学院呢？

很多角度上来看，建立耀中幼教学院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向六个月以上幼儿提供的早期教育已久负盛名。我们也可以继续扩展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教师培训能真正地对我们的社区产生深远影响。

因为一直希望把专业教育提升到学位水平，很自然地我们就想尝试建立一个四年制早教的学士课程。但是课程本身并不仅仅是教师培训，还需要融合各学科领域，学习0-8岁儿童全面发展所需的知识, 包括健康、营养学在内，最终能满足家庭及社区的不同需求。所以我们决定建立一个针对幼教的专业高等学府，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处理这个复杂的学科领域。

你眼中耀中早教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耀中教育模式的核心是牢固的成年人与孩子的关系，建立一个温暖、安全的环境最能够帮助孩子学习和发展。

这背后的原则包括高度重视孩子及他们的想法，我们认为孩子本身就是有能力、自主的。他们需要老师的支持，而不是指导。我们的双教师制度，一位中方老师配一位外籍老师，为课程和教学法融入了全新的双语模式。孩子也就拥有了自主选择学习体验、选择语言的能力。

适逢耀中85周年，您对机构未来十年有什么样的展望，对于新的幼教学院有什么期许？

建立耀中幼教学院和颁授首个学士学位不仅意味着机构的圆满发展，还为未来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我们不仅完善了涵盖婴儿到学士的整个教育体系，现在还有机会广泛地把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法通过教师培训和专业培圳、学术和教学研究、家庭-社区教育及外展传播给更多人，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和家庭。

我们衷心希望能将高质素的早期教育分享给更多的人，为社会带来持久而有效的正面影响，并且把耀中幼教学院发展成为香港、中国大陆、乃至全亚洲公认的卓越教育中心，培养充满热忱及拥有创新思维的早期教育专才，他们能够支持及改进教育界。

作为太平洋区幼儿教育研究学会主席，您觉得香港可以从周边地区借鉴什么？

近几年，我受到韩国影响很大，我觉得香港教育局亦是如此。韩国早期教育促进中心是政府通过研究、教师培训和能力建设、课程研发、社区扩展等方式全面提升早期教育质素的成功案例。

事实上，建立这样的公众资源中心是早期教育法中的规定，意义深远。新加坡也建立了一个早期教育发展国家研究所，目的是通过职前教育、持续专业教育提高教育从业人员的质素。

亚洲各个地区都做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成果。作为香港的非盈利机构，我们希望和政府携手，共同推进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

如果可以从香港教育体系中添加或者移除一项内容，您将如何选择？

与其增加或者移除某一项，我会建议重新系统性地思考和审视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法。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跨领域、自我导向的学习方式很重要，就需要建立综合的、以社区为根基的教学方法，或者帮助学生学习及探索，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终生受益的技巧，知道如何学习､摒弃､以及重新学习。

这样的目标必须系统性统一，从教师培训做起。这是教学方式的彻底改革，而不是简单的细节改动。